孙若风：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原文化旅游部司长。
《世说新语·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东晋文人在西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自然之美，它丰富和改变了文人的生活和心态。
（一）
山水进入文人的视野由来已久。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笔下藐姑射山神人、扶摇直上的鲲鹏，都以山水为家园。这时的山水在文人那里起的是“比德”的作用，也就是以山水的某些特质比附人的品质。而从伯夷等人开始的隐逸，则是以山水为远世的避难所。东汉末年，隐逸之风渐盛，文人与山水相厮守的机会增多。正始时嵇康、阮籍等人追求长生，访仙问道，开始了玄学人物对山水的进一步贴近，虽然此时的山水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仙人的居处，至多是仙人存在的背景。西晋士人追求现实生活的适意，山水有时成为他们享受的一项内容，石崇的金谷就是这样的场所。对山水的享受进入了一些文人的诗文，但就基本倾向而言，还停留在表现文人游乐的水平上。
渡江之后，江南的秀丽景色召唤着士人，他们的山水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很多士人自家的庄园就有青山绿水，山水与人相看两不厌。时风所染，连简文帝也对山水深有会心，《世说新语·言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山水与人建立了越来越亲密的关系。随着士人心态的逐步转换，对山水不断产生新的理解，山水终于从“比德”的工具、仙人的环境、游乐的处所等附庸地位解放出来，以新的姿态进入士人精神世界，拓展了士人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
与山水相伴成为士人重要的生活内容。《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名世。并筑室东山，与羲之同好。”“以文义名世”的士人以山水为“同好”，是因为山水中自有玄家胜境。孙绰《遂初赋》云：
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
他认为，山水之中有老庄之道，有玄学之旨，沐风濯水之乐趣远非深居华屋所能比拟。在东晋人士中，不能欣赏山水的人是要被视为“非我族类”的，据《世说新语·赏誉》，孙绰就很鄙视对山水麻木的人，他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评卫永：“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而对山水有兴趣的人，则被视为有雅致的人。甚至身体条件好，便于游历山水的人也受到大家的羡慕，《世说新语·栖逸》载：“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涉。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
山水之美的发现，给东晋文人重要的生活内容——玄谈带来了鲜活的生命。此时文人的玄谈，虽然还经常在屋内进行，但是，他们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这就是山水之中。兰亭便是这样一个好地方。三月三日是传统的修禊的日子。自周代以来，流行一种仪式：在这一天，女巫在河边为人们“祓除”，也就是洗去身上的污浊，洁身求福，除灾去病。这种仪式由于与人们春来踏青结合在一起，变成了富有生活情趣的活动。魏晋沿袭此风，尤其是在东晋，成为文人的赏心乐事。会稽是王、谢庄园所在地，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更是一大盛举，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是这样描述的：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玄谈就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在这样极具情调和雅趣的氛围之中进行。曲水流觞，一觞一咏，应该激发出他们多少灵感！在诗化的环境中，产生了诗化的玄言。著名的玄言诗人孙绰在其《兰亭诗二首》之一中云：
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这是谈玄的新语言。它“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既由景启发，析理入微，又寄理于景，将玄理融入山水之中。这样的语言，能示人精微之理，还能给人美的享受，是玄的语言，也是诗的语言。袁峤之《兰亭诗二首》其一云：
人亦有言，得意则欢。佳宾既臻，相与游盘。微音迭咏，馥焉若兰。苟齐一致，遐想揭竿。
袁峤之与孙绰的看法是完全一样的。它又使我们认识到，由山水之乐生发的精微的玄言，同时能给人得意惬心的快乐。山水与玄言，相生相融。山水因玄言而别具灵性；玄言也因山水而获得美的特质，一改其理论的灰色，变得生动起来。
此时大量涌现的玄言诗，并不只是谈玄语言技巧的改变，不是押韵的玄学。而玄言诗审美特征的出现，与山水之美的陶冶当有一定联系。有些玄言诗就透露了此中消息。孙绰《答许询诗九章》首章云：“仰观大造，俯察时物。机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孙绰许询同为玄言诗代表人物，孙绰一次写去九首诗，大概有切磋的意思。而诗开宗明义的话便说明，是观察天地万物后有了玄思、玄感。现存的玄言诗，有不少都流动着山水的灵气。
玄谈再也不只是枯守屋中、坐而论道了。士人走进大自然的怀抱，拥大自然入怀，借天地为玄坛，咏山水、剖玄理，使玄谈别开生面。
（二）
东晋文人走进山水，玄谈的论题也变得生动和深刻了。东晋之初，王导等人感兴趣的是“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等理论问题。当山水进入文人生活之后，天地万物的变化使他们领悟到人生中更重大的命题。
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对人生与宇宙的感慨。他在描绘了兰亭之会的盛景之后，继而谈到众诗人兴会的由来：“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之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在一派清和的风景之中，仰观宇宙，俯察万物，游目骋怀，欣然自得于一时之遇。但转而想到，当下所见所乐，转眼间就会成为陈迹，又不禁感慨万端，尤其是想到人生虽有长短，但终归于尽，更让人悲从中来：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他还肯定，虽世事万变，但千载之下同理，古今之人同怀：“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明代袁宏道《兰亭记》云：“羲之之兰亭记，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王羲之发出的茫茫浩叹，之所以会成为不朽的声音，是因为它对人之死生的冷静认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对人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冷静认识。抛弃所有的幻想，无可回避地站在生死问题面前，顺天地大化，与万物同归，这是一种带着苍凉的旷达胸襟，人终于站在理性的制高点上直面死生难题，从而显示出意志的力量和精神的超越。
王羲之在其《兰亭诗》中进一步表达了这一认识，如：“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涯观，万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簌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的认识和勇气来自玄学以“无”（“道”）为本体的宇宙观，也因山水等自然风物的触动。天地万物，俯仰成变，而它恰恰构成了世界的勃勃生机，构成了“道”的永恒。这就是王羲之徜徉于山水之间的收获。
参加兰亭之会的士人一觞一咏，感叹与王羲之是相似的，如谢安《兰亭诗二首》其一云：“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醪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物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又如孙统《兰亭诗二首》其一云：“茫茫大造，万物齐轨。罔悟玄同，竞异标旨。平勃运谋，黄绮隐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它显示出自然万物“代谢鳞次，忽焉以周”（王羲之《兰亭诗》）的规律。身处明媚的山水之中，感受万物新陈代谢的节律，在“万物混一理”的安慰和鼓励下，面向生死，走向生活。
人有生死，这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张扬个性的人来说，无疑是残酷的。东晋仍然注重人的个性的存在，承认人人在个性上都可以各擅其美。《世说新语·品藻》载：“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所美。’”他们固守着自己的个性，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将它视为立世的根本。《世说新语·品藻》载：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竟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曰：“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宁作我”几乎可说是这个时代人们的共同宣言。他们要作独特的我，并且要作第一流的我。《世说新语·品藻》又载：
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早班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天下一流，正是我辈，这就是他们的自我感受。与其说他们狂妄自负，不如说他们对做一流人物充满着渴望。他们在诗歌中也表达了追求超拔个性的愿望。谢安《与王胡之诗六章》其一云：“内云绮构，丹霞增辉。蒙泛仰映，扶桑散蕤。吾贤领隽，迈俗凤飞。含章秀起，坦步远遗。”又如王胡之《赠庾翼诗八章》其一：“仪凤历天，腾龙陵云，昂昂猗人，逸足绝群。温风既畅，玉润兰芬。如彼春零，流津烟煴。”这都是对对方的颂赞，但实际是诗人“夫子自道”。他们追求个性的卓越，要“逸足绝群”，“迈俗凤飞”。在个性上，他们即使不能超出常人，也要有别于常人，保持自己的一份独特，郗超《答傅郎诗六章》其一云：“昔在总角，有怀大方。虽乏超诣，性不比常。奇趣感心，虚飚流芳。始自践迹，遂登慧场。”对他们来说，能做到“性不比常”就足够了，虽然诗人在这里自谦未达到超诣境界，但能“有怀大方”、“奇趣感心”，自然超拔出众。
东晋文人一方面追求个性，一方面又必须直面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生死问题。任何超拔的个性，最终都将归于一抔黄土。既然如此，追求个性，特别是追求超拔的个性，还有没有意义？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成为东晋士人检验是否具有超拔个性的最后试金石。王羲之等人以“体用合一”，“有无一体”的玄学思想为支撑点，正视死亡，并从欣欣向荣的自然世界看到了“道”的永恒，而人的精神与“道”相通，同样可以获得永恒的力量。郗超《答傅郎诗六章》其一云：“森森群象，妙归玄同。原始无滞，孰云质通。悟之斯朗，执焉则封。器乖吹万，理贯一空。”大千世界，纷纭万物，均以一“道”贯通之，真正的超拔者总能豁然朗悟，与“道”玄同，而不会胶着在某一事物上，包括死亡上。他们不会斤斤计较琐屑细事，也不会为生死问题而张皇失措。
至此，六朝文人实现了最彻底的放达，也实现了最彻底的超越。从正始以来，文人向社会黑暗挑战，向世俗势力挑战，现在终于向生死挑战了。面对死亡，他们也悲慨万端，但终能超越出来，在常变常新、生机永在的大自然的鼓舞下，又一次解放了自己。
（三）
东晋文人主要是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演绎着放达和超越，而不像正始文人那样冲击礼教统治，也不像西晋文人那样冲击世俗规范。他们在精神天地里发展和丰富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成了真正的精神贵族。山水美的发现，使他们的精神活动有了一个外在的场所，或者说，有了一个精神外化的对应物。在好山好水之间，他们自由释放着寻求高蹈的心理能量。
王羲之在其《兰亭诗》中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自然山水已经被他们的精神对象化了，成了“玄泉”，也就是“道”的物态化显现、“道”的象征。他们怡然自足于内心世界，而山水的出现，又避免了成为孤悬的个体。《世说新语·栖逸》载：
阮光?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
阮光?逍遥东山，内足于怀，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扰，也不以外在行为显示自己，故而宠辱不惊，渊默沉静。这种自足于内心，只与山水为友的倾向有时表现得近乎简傲无礼，《世说新语·简傲》载：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王子敬至人家，不见主人，只赏名园。这不单是因为王子敬偏好园林，而是当时士人的通常取向：不屑与俗人为伍，惟有自然景观可以交流心灵，是永远的朋友、导师；而不同的人格层次又能从山不之美中得到不同层次的欣赏，美的山水景观实际上是欣赏主体的人格象征，至少反映了欣赏主体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
东晋文人在诗中反复吟咏着山水，原本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完成放达的过程，并以此满足超越的冲动，而山水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内倾的方式。山水是他们与得道先贤相遇的津渡，孙嗣《兰亭诗》云：
望岩怀逸许，临流想奇庄。谁云真风绝，千载挹余芳。
远望高岩，身临湍流，遥想从前的放逸之士许由、庄周，蓦然感到真风犹存，余芳可挹。王凝之在《兰亭诗二首》其一中也表达了如此情怀：“庄浪濠津，巢步颖湄。冥心真寄，千载同归。”在自然山水中寻觅前辈遇到过的浪花、留下的脚印，虽与他们隔绝千载，彼此还是在“道”的目标下，终于走到了一起。
人在山水，决定了他们的放达和超越都是在平静中进行的。而“静”也恰恰是“道”的特征。东晋文人陶醉于山水中，其欣然之情是平静的，如山花绽放，如泉水涓流，正像兰亭诗人华茂诗中描绘的：“林荣其郁，浪激其限。泛泛轻觞，载欣载怀。”就在这静谧的山水作用下，人们消除滞郁，忘却机心，王徽之在《兰亭诗二首》其一云：
散怀山水，萧然忘羁。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归目寄欢，心冥二奇。
眼前树木葱茏，山花烂漫，飞鸟冲霄，鱼跃清池，这一派大自然的旺盛生机中却充盈着安详、静穆。这样的景观，这样的感受，只有散怀山水、希心方外者才能拥有。王肃之《兰亭诗二首》其一云：“在昔暇日，昩存林岭。今我斯游，神怡心静。”静是山水的精魄，是“道”的密码，是心智的高峰体验。
相对于西晋文人来说，东晋文人的放达是内倾的，游历山水，与山水对话，不仅没有改变这一特征，反而强化了这一特征。他们玄览山水，静观万物，在远离社会、远离人境之处体悟“道”的真谛。当他们需要将内心体验外化的时候，当他们要显示自己的超拔的时候，只要有自然山水就足够了，自然山水可以承纳他们多向的心理投射，为他们提供取之不竭的精神养料，并成为他们占领玄学制高点的人格象征。
但不能因此说东晋文人从此沉溺于山水了。事实上，他们没有离开社会中心。他们在欣赏山水、赞美山水的时候，现实社会一直是作为参照物存在着，如果没有现实社会的存在，山水就失去了所有的美感。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厌恶茫茫尘世，但他们真正厌恶的是现实社会中与山水之美对立的东西，而不是现实社会中所有的东西。兰亭诗人基本上都没有终身隐居山林，谢安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在现实社会中有一番大作为；王羲之、孙绰等人也都出入朝廷，并且表现出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大胆干预时政的勇气。山水滋养了他们，陶冶了他们的品性和灵性，有益于他们的政治活动；山水是他们进入社会、进入政治的基地，他们在这里养就声望，为日后政治上高起点、高速度发展创造了条件；山水还具有调节的功能，它调整士人出入政治活动的时间节奏和空间节奏乃至他们本人的心理节奏，使他们在魏阙与山林之间张驰有度，折冲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