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人类学研究为中国人类学的本土话语与理论建构提供可能，成为本土人类学思想诞生之可能渊薮。景观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望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一种视野重塑、学科重塑与思想重塑。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发生了空间转向。在此影响之下，年6月，来自人类学、艺术史等学科的学者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召开了一场名为“景观人类学”的学术研讨会，倡导将以往被民族志书写忽视的场所与空间纳入研究视野。年，该会议的论文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以《景观人类学：场所与空间的视角》（TheAnthropologyofLandscape:PerspectivesonPlaceandSpace）为名出版，由此拉开了西方景观人类学研究的序幕。
“景观”（Landscape）一词具有多义性和多学科属性，使得西方景观人类学自诞生之初就面临正名危机与困扰。对此，该书编者在导言部分强调，可指涉景色、土地、可视性环境等物的“景观”，经由人类的文化建构，从单纯的自然之物转变为与人密切相关的文化产物，由此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景观人类学将“景观”带入人类学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以往民族志书写对景观完全遗忘或有意无意视而不见的状况，深化了人类学对人及其所处场所与空间的理解，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和维度。
近年来，景观人类学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类学界的